发布时间:2023/12/16 15:53:19
《悯农》二首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陌生，甚至是烂熟于心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这样简简单单的八句诗，被人记诵的程度并不下于李白“床前明月光”，但从诗歌高下来说，这两首《悯农》却要超过《静夜思》太多了。虽然是出自中唐时期李绅的笔下，每首也是五言四句，但它并不是流行的绝句，而是两首新乐府诗。《悯农》：两首地地道道的新乐府诗说起《悯农》，有时候为了方便儿童记忆，也被冠名为《锄禾》，虽然没有被郭茂倩收入《乐府诗集》中，但无论是从其形式还是内容上来说，都是乐府性质的诗歌。无论是古乐府还是新乐府，乐府诗歌的一个重要功用就是其社会价值。《悯农》的语言非常质朴，甚至可以说是俚俗，它更像是儿歌一般，但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讲述了两个让人触目惊心的道理。对于第一首来说，重点不在于通常意义上的“节俭”，而在“谁知”两个字。李绅用一种非常冷漠的态度来说，人们盘中那一粒一粒的粮食，是由农夫一年一年辛勤劳作得来的，但是又有谁在乎呢？真的是不知道吗？不是，“谁知”二字在这里其实是“谁不知”的涵义。而第二首的内容更为深刻一些，它发出了一个让整个社会都震惊的反问。既然春天一粒种子能收获“万粒”粮食，既然四海之内的所有田地都在耕种，那么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农夫竟然还有饿死的呢？这是一个反问语气，诗人是知道答案的，他在告诉所有人，这个社会里，真正劳作的农民竟然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证，那么粮食都去了哪里？自然是那些不亲自劳作的人手中。李绅在《悯农》这两首乐府中其实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意味。他在告诫统治者，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，“竭泽而渔”、“焚林而猎”，最终的结果是不仅仅是无鱼可捕、无物可猎，还有无水可饮、玩火自焚。这是新乐府诗经常使用的表达方式，而李绅恰恰就是新乐府运动的奠基人之一。李绅：在元稹、白居易更早的时间里便倡导新乐府的变革提起“新乐府运动”，后世人往往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白居易，因为他为新乐府诗奠定了一个框架，那就是：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并且亲身践行，创作了像《卖炭翁》、《井底引银瓶》、《琵琶行》等等一系列作品，让乐府诗歌再一次成为了诗坛的焦点所在。但是，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，这场“新乐府运动”声势达到鼎盛之前，还有一个奠基人，那就是李绅，他是后来这场运动的领导者白居易、元稹等人的朋友。李绅曾经一口气写下了二十首新乐府诗，元稹为之和了十二首，白居易也为之和了五十首，可以说真正的开拓者其实是李绅。但很可惜的是，李绅的这二十首新乐府诗最终都没有流传下来，但其质量应该不低，因为白居易对之有过比较高的评价：予友李公垂，贶予乐府新题二十首，雅有所谓，不虚为文，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，列而和之。被白居易评为“雅有所谓，不虚为文”，并且亲自写诗唱和，就足以说明李绅的诗才是不低的。而这二十首诗歌中有很多都是“病时”之作，即针砭时弊。“乐府”本来是秦朝的一个机构，具体的工作据推测应该是类似于采诗人。而汉乐府在最初是专门创作宴饮、祭祀等乐曲的部门，歌功颂德是常态。但是自民间乐府崛起之后，“乐府”这一体裁的诗歌就着重于表达社会现实问题，但题目都是比较固定的，有点类似于“词牌”一般，每一个诗名都有固定的格式和表达的内容。所以郭茂倩在编写《乐府诗集》的时候，也是按照不同的曲调分为了十二个大类。乐府诗第一次出现变革是在东汉末年，曹操开始用古题写时事，被称为“旧瓶装新酒”，比如《蒿里行》、《短歌行》等等知名作品都属此列。第二次出现重大变革是杜甫，开启了“即事名篇，无复依傍”的传统，即可以自己另拟诗题，不必照搬旧题了。像“三吏三别”都是杜甫的乐府名篇。而乐府诗第三次，也是最后一次的重要变革就是李绅、元稹、白居易等人掀起的“新乐府运动”了。“新乐府”之所以被认为是“新”的，就在于其不再受到音乐的限制，即使无法配乐演唱也无所谓，只要其具有深刻的社会功用性就可以。“新乐府”的真正目的就在于“讽喻”无论是白居易还是李绅，他们的作品在如今看来确实是比较浅显的，通俗易懂是其特色。甚至有记载说，白居易力求达到“老妪解诗”的程度。这就有一个疑问了，“新乐府”的读者到底是谁？按照道理来说，白居易、李绅等人写诗延续乐府的功用性，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“讽喻”，即用诗歌的形式委婉地讲出弊病，让统治者了解情况，并予以警惕和改正。那么，如果按照这样的目的来说，他们的诗歌只需要给那些接受过非常优质教育的统治者看就可以了，他们看得懂即可，没必要非要达到“老妪解诗”的地步。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将诗歌写得如此“俚俗”呢？这就是其提意见的方法问题了。白居易、李绅等人将“新乐府”的真正读者由接受“讽谏”的统治者变为了切身利益相关的普通人。他们希望自己的诗作在民间能引起反响，甚至掀起一波又一波舆论浪潮，来呼应自身在朝堂之上的改革。也就是说，“新乐府”的读者是社会上的普通人，而“讽喻”的功用由诗歌自身变成了由舆论来完成。这样一来，“讽喻”的功用还是“新乐府”的重中之重，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发生了变化。而这种变化无疑是非常有效的。从结果来看，李绅的这两首《悯农》，无论是在当时的诗坛还是在后世的流行程度，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也完成了其“讽喻”的社会功用。让辛弃疾创作《破阵子》的陈同甫到底是谁？“八百里”又是何意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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